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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是由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系统传染病，具有明显的家庭内聚集发病现象，临床症状主要为发热、乏力、干咳、气促及呼吸困难，严重者可出现呼吸窘迫综合征、脓毒症休克、难以纠正的代谢性酸中毒、肾功能衰竭，甚至死亡[1]。由于COVID-19 传染性极强，各年龄段人群普遍易感，病情发展迅速，且缺乏有效治疗措施，导致出现了较大的社会恐慌[2]。有研究发现[3-4]，多数COVID-19 确诊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不但影响治疗效果及疾病预后，还可能导致患者出现自杀或攻击等极端行为。本研究拟调查荆州市胸科医院收治的COVID-19 确诊患者的心理状况，并分析相关影响因素，有助于医护人员采取积极有效的干预措施。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荆州市胸科医院2020年1～3月收治的114例COVID-19 确诊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61例，女53 例，年龄23～72 岁，平均（38.7±11.5）岁。纳入标准：①年龄＞18 岁；②符合COVID-19 相关诊断标准；③知情研究内容并签署同意书。排除标准：①合并有严重心、肝、脑、肾等脏器功能严重衰竭的患者；②既往有心理或精神系统疾病的患者；③昏迷或存在认知功能严重障碍的患者。本研究方案已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1.2 方法

首先对资料调查员予以规范化培训，同时在患者调查期间注意加强自我防护措施，由患者自行填写表格，对于文化程度较低或对调查表填写内容理解困难的患者，可仔细讲解后指导其完成。

1.3 观察指标及其评价标准

一般资料调查采用自制调查表调查患者的一般资料，比如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职业状况、月收入、居住地、基础疾病及睡眠质量等。

焦虑、抑郁心理状况调查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5]调查患者焦虑、抑郁等心理状况，SAS 和SDS 均包含20 个条目，每个条目按1～4级评分，＜50 分为无焦虑或抑郁，50～59 分为轻度焦虑或抑郁，60～69 分为中度焦虑或抑郁，≥70 分为重度焦虑或抑郁。SAS 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22，SDS 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27。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0.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

±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t 检验；采用Logistic 回归分析法分析COVID-19 确诊患者焦虑、抑郁等心理状况的影响因素，以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COVID-19 确诊患者焦虑、抑郁等心理状况调查结果

本次研究共发出114 份调查问卷，最后回收114份有效调查问卷，回收率为100%。114 例COVID19 确诊患者的SAS 评分平均为（49.74±10.52）分，SDS 评分平均为（54.94±11.25）分。其中无焦虑者56 例（49.12%），轻度焦虑者43 例（37.72%），中度焦虑者12 例（10.53%），重度焦虑者3 例（2.63%）；无抑郁者44 例（38.59%），轻度抑郁者48 例（42.11%），中度抑郁者17 例（14.91%），重度抑郁者5 例（4.39%）。

2.2 COVID-19 确诊患者焦虑、抑郁的单因素分析

COVID-19 确诊患者的SAS、SDS 评分在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职业状况、月收入、居住地、基础疾病及睡眠质量方面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1）。

2.3 COVID-19 确诊患者焦虑、抑郁的多因素分析

采用Logistic 回归分析法分析COVID-19 确诊患者焦虑、抑郁等心理状况的影响因素，分别以SAS、SDS 评分为因变量，以表1 中各种具有统计学差异的变量为自变量，结果显示女性、年龄41～59 岁、受教育年限＜9年、已婚、无业、月收入＜3000 元、农村、基础疾病≥2 种和睡眠质量差均为COVID-19 确诊患者焦虑、抑郁的危险因素（P＜0.05）（表2～3）。

3 讨论

中国政府2020年1月已将COVID-19 纳入乙类传染病并按甲类传染病进行严格管理，已成为全世界各国面临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6-7]。COVID-19确诊患者起病急骤，多数表现为轻症，但也有少数患者病情在较短时间内出现恶化，甚至最终死亡[8]。在此急性应激性事件发生后，患者常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应激反应，主要表现为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9-11]。本研究通过对114 例COVID-19 确诊患者心理状况进行评分，发现超过半数患者均存在焦虑、抑郁表现，分析原因主要是目前缺乏有效治疗药物及方法，有一定的病死率，此外患者家庭中常有其他成员确诊、疑似或隔离观察，使得患者有一定负罪感及抑郁心理。同时患者对是否能够完全治愈、愈后是否会出现后遗症均存在疑问，从而表现出焦虑、抑郁等心理状况[12]。

本研究发现COVID-19 确诊患者SAS、SDS 评分在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职业状况、月收入、居住地、基础疾病及睡眠质量等方面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采用Logistic 回归分析法分析则发现女性、年龄41～59 岁、受教育年限＜9年、已婚、无业、月收入＜3000 元、农村、基础疾病≥2 种和睡眠质量差均为COVID-19 确诊患者焦虑、抑郁的危险因素（P＜0.05）。分析原因在于：①由于男性、女性人群在社会活动中承担的角色、责任、工作及社会分配等方面均存在明显的差异性，且社会对男性、女性人群的要求也不一致，故女性COVID-19 确诊患者的焦虑、抑郁程度明显重于男性；②41～59 岁的COVID-19确诊患者是家庭重要成员，不但需要抚养教育年幼的子女，还要承担父母长辈的赡养任务，此外还是社会繁重工作、家庭各方面角色的承担者，因此具有较大的心理负担和压力，患病后更易出现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③已婚COVID-19 确诊患者由于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庭角色，还需关注疫情期间配偶、子女及双方父母的健康状况，故比未婚及离异/丧偶患者更易感到焦虑、抑郁；④受教育年限较短的COVID-19 确诊患者由于无法有效获取各种舒缓负性情绪的方法，且存在疾病认知程度偏低、盲目听信不实谣言等情况，故焦虑、抑郁的发生率及严重程度均明显高于受教育年限相对较长的患者；⑤无业及月收入＜3000 元的COVID-19 确诊患者由于患病期间无法工作，需要面临疫情结束后较重的经济负担，故焦虑、抑郁症状明显重于其他人群；⑥由于中国城镇及农村的经济发展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各地区人群接受各种疾病知识的

程度及认知程度也有着明显的不同，农村患者更易出现焦虑、抑郁症状；⑦高血压、糖尿病及高脂血症等基础疾病较多的COVID-19 确诊患者临床症状相对较重，病死率也较高，故患者焦虑、抑郁发生风险高于城镇居民；⑧睡眠障碍和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存在共病性，且相互产生影响[13-14]，其影响机制主要通过炎症反应及自身免疫系统功能抑制而实现[15]，因此睡眠质量差的COVID-19 确诊患者焦虑、抑郁症状较其他人群更明显。

表1 COVID19 确诊患者焦虑、抑郁的单因素分析结果（分，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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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COVID19 确诊患者焦虑的多因素分析结果

表3 COVID19 确诊患者抑郁的多因素分析结果

综上所述，COVID-19 确诊患者存在较严重的焦虑、抑郁等心理，女性、年龄41～59 岁、受教育年限＜9年、已婚、无业、月收入＜3000 元、农村、基础疾病≥2 种和睡眠质量差均为COVID-19 确诊患者焦虑、抑郁的危险因素，针对上述焦虑、抑郁发生风险性较高、症状较严重的人群应采取相应措施予以干预，如：积极主动与患者进行交流，缓解其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政府对于经济困难患者予以帮助，免除医疗费用；详细向患者讲解疾病知识及防控措施等，最终促进患者病情尽快恢复。本研究尚存在不足之处，尚未对患者预后情况进行随访研究，还需继续深入研究，做好患者病愈后的随访工作，探讨疾病对患者心理及生理等方面的后续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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