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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肠癌是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包括结肠癌和直肠癌。近年来，随着生活习惯和饮食结构的改变，大肠癌发病率逐年升高[1]，目前其发病率居我国全部恶性肿瘤的第三位[2-3]。被诊断为大肠癌后，患者需要面对疾病本身和治疗导致的各种症状、疾病预后的不确定性、经济负担的加重、生活节奏的打乱和角色的改变等各种挑战，导致其原有的身-心-社会平衡状态被打破[4-6]。心理社会适应是个体面对挑战和刺激时产生的应对反应，其中心理适应是指个体通过调整心理活动和行为方式来减轻和缓解压力，恢复自我平衡，适应变化[5]；而社会适应是指个体在社会交往过程中，通过自我调整或改变环境以适应社会的规范和期望等[7-8]。以往的研究显示心理社会适应水平高的患者，生活质量水平较高，且癌症生存率较高[9-11]。目前国内学者对肠癌患者的心理社会适应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肠癌患者的心理社会适应水平，及其与自我效能感和应对方式的相关性。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19年8月—2020年7月在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的174 例肠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经影像和病理检查确诊为结肠癌或者直肠癌；②年龄≥18 岁；③能独立完成问卷填写；④对疾病病情知晓。排除标准：①合并其他严重躯体疾病患者；②身体残疾，生活无法自理者。本研究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所有患者及其家属均知情同意。本研究共发放问卷174 份，回收有效问卷155 份，回收有效率为89.1%。155 例肠癌患者年龄29～79 岁，平均（59.33±12.18）岁；男104 例（67.1%），女51 例（32.9%）；文化程度：初中以及下58 例（37.4%），高中/中专71 例（45.8%），大专及以上26 例（16.8%）；婚姻状况：已婚132 例（85.2%），单身（包括离异/丧偶）23 例（14.8%）；肿瘤类型：结肠癌65 例（41.9%）和直肠癌90 例（58.1%）；诊断时间：<6 个月101 例（65.2%），≥6 个月54 例（34.8%）。

1.2 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研究者向研究对象解释本次研究目的、意义和方法等，征得研究对象的理解、并签署知情同意。采用统一指导语说明问卷的填写方法，请研究对象独立填写调查问卷。现场回收问卷，并及时补充问卷中的缺项和漏项。

1.3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心理社会适应量表（selfreported psychosocial adjustment to illness scale，PAISSR）、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GSES）及医学应对问卷（Medical Coping Modes Questionnaire，MCMQ）进行调查。

1.3.1 一般资料调查表自行设计，调查患者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肿瘤类型、诊断时间等。

1.3.2 PAIS-SR 用于测量肠癌患者的心理社会适应水平。此量表由美国学者Derogatis[12]修订编制，并由我国学者姚静静[13]翻译修订为中文版。中文版问卷含44个条目7 个维度，分别为工作能力（6 个条目）、卫生保健（7 个条目）、家庭关系（7 个条目）、性关系（6 个条目）、交流情况（5 个条目）、娱乐情况（6 个条目）和心理状况（7 个条目）。每个条目含4 个选项，计0～3 分，总分为0～132 分，得分越高，说明患者的心理社会适应水平越差。

1.3.3 GSES 用于测量肠癌患者的自我效能感。此量表由Luszcczynska 等[14]编制，由我国学者张建新[15]修订为中文版。量表共1 个维度含10 个条目，条目采用4 级评分法，由1 分（完全不正确）到4 分（完全正确）。总分越高，说明患者的自我效能感水平越高。

1.3.4 MCMQ 用于测量肠癌患者的应对方式。此问卷由Feifel 等[16]编制，我国学者沈晓红等[17]修订为中文版。问卷含20 个条目共3 个维度，分别为面对（8个条目）、回避（7 个条目）和屈服（5 个条目）。条目采用4级评分法（1～4 分），其中12 个条目为正向计分，8个条目为反向计分。每个维度得分越高，表示个体越倾向于用这种应对方式。沈晓红等[17]在对701 例患者调查的常模文献中，面对（19.48±3.81）分、回避（14.44±2.97）分、屈服（8.81±3.17）分。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9.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

±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t 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采用Pearson 相关分析探讨患者的心理社会适应与自我效能感和应对方式的相关性，以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肠癌患者的心理社会适应量表得分情况

肠癌患者的心理社会适应量表总平均分为（52.59±19.64）分。各维度条目均分从高到底依次为：娱乐情况、心理状况、工作能力、卫生保健、性关系、交流情况和家庭关系（表1）。

表1 肠癌患者的心理社会适应量表得分情况（n=155，分，

±s）

2.2 肠癌患者的自我效能感情况

155 例肠癌患者的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实际得分范围为12～40 分，总平均分为（24.51±7.50）分，与量表得分中间值26 分接近，提示本组肠癌患者自我效能感得分为中等水平。

2.3 肠癌患者应对方式得分与常模的比较

肠癌患者的面对得分低于常模，回避和屈服得分高于常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2）。

表2 肠癌患者应对方式得分与常模的比较（分，

±s）

2.4 肠癌患者的心理社会适应与自我效能感和应对方式的相关性

肠癌患者的心理社会适应得分与自我效能、面对方式得分呈负相关（P＜0.05），与回避方式、屈服应对方式得分呈正相关（P＜0.05）（表3）。

表3 肠癌患者的心理社会适应量表得分与自我效能感和应对方式的相关性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155 名肠癌患者的心理社会适应量表得分为（52.59±19.64）分，为中等水平，略高于以往对化疗期乳腺癌患者的研究结果（46.00±13.78）分[8]，提示其心理社会适应水平略低于化疗期乳腺癌患者，可能与肠癌预后相对较差、症状相对较多有关。从量表的维度均分来看，适应水平相对较高的3 个维度分别为：家庭关系、交流情况和性关系，可能与以家庭为中心的文化下，家人比往日更加关心照护生病的患者有关。而适应水平较低的3 个维度分别为：娱乐情况、心理状况和工作能力。分析可能的原因为：患者需要面对疾病和治疗导致的各种症状，经济负担的加重和疾病预后的不确定性，心理压力大，再加上体力下降、活动受限、住院治疗等客观原因[4]，患者的生活重心转移到疾病治疗上，限制了其工作能力和娱乐活动。需要注意的是，卫生保健维度的适应水平也相对较低，说明在临床工作中，医护人员要注意提高这方面的适应水平，如加强与患者的沟通，积极帮助其获取疾病治疗相关信息，增加其对医护人员对信任和满意度等。

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对完成任务要求所需行动的过程的能力的信念和信心[18-20]。本研究结果显示，肠癌患者的自我效能感为中等水平，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21]。本研究结果显示，肠癌患者的心理社会适应水平与自我效能感相关，即自我效能感越高，心理社会适应水平越高，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22]。分析原因可能为：自我效能感高的患者心理防御机制较强、能够正确看待疾病，积极克服困难，从而提高适应水平。自我效能感与亲身体验、替代经验、言语说服、生理情绪状态有关[23]。因此，临床工作中，医护人员可以从这些影响因素入手提高患者的自我效能感。

应对方式是指个体应对应激事件时的认知和行为策略。本研究结果显示，相对于常模，肠癌患者更多采取屈服和回避的应对方式，而更少采取面对的应对方式，说明肠癌患者未能较好地接受和面对疾病，可能与多数患者被诊断为癌症的时间少于6 个月有关。本研究结果显示，肠癌患者的心理社会适应得分与自我效能、面对方式得分呈负相关（P＜0.05），与回避方式、屈服应对方式得分呈正相关（P＜0.05），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24]。分析可能的原因为：采取面对的应对方式的患者，能尽快接受和正视疾病，积极配合治疗，遇到压力时主动进行自我调整，充分利用社会资源等，从而更好地管理疾病和生活，提高心理社会适应能力[25]。相反，回避通过淡化和漠视困境，虽然能暂时缓解心理压力，长期反而会加重患者的心理负担；屈服是一种消极应对方式，患者容易形成一种无望感，加重心理负担和病情。

综上所述，肠癌患者的心理社会适应为中等水平，与自我效能感和积极应对方式呈负相关，与消极应对方式呈正相关。在临床工作中，医护人员可采取多种措施提高肠癌患者的自我效能感，促进其采用积极应对方式，从而提高患者的心理社会适应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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