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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已跃居我国国民死亡原因首位，其高复发率、高致残率和高发病率也给个体、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负担，已成为我国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1]。研究显示，约80%的脑卒中是可预防的，尤其是针对脑卒中高危人群的一级预防最为有效[2-3]。对脑卒中高危人群采取有效的健康管理能够降低脑卒中的发病率，提高其生活质量[4]。脑卒中高危人群的健康管理仍面临一系列挑战，如脑卒中高危人群的健康观念薄弱，疾病知识掌握不足；脑卒中高危人群比例扩大，家庭资源利用度较低等[5]。健康信念模式指出个体维护健康的意愿是其接受健康指导、改变不良行为、采取有益行为的关键[6]。本研究对脑卒中高危人群进行以家庭为单位的健康管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20年3—9月广东三九脑科医院收治的118 例脑卒中高危人群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法分为对照组（59 例）和观察组（59 例）。对照组中，男36 例，女23 例；年龄28～73 岁，平均（49.84±4.53）岁；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13 例，高中/中专24 例，大专及以上22 例。观察组中，男34 例，女25 例；年龄25～72 岁，平均（49.28±4.85）岁；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11例，高中/中专27 例，大专及以上21 例。两组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所有患者及其家属均知情同意。纳入标准：①符合卫计委脑卒中防治工程委员会发布的2012年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标准[7]；②首次门诊筛查为脑卒中高危人群；③意识清楚，能用语言或文字正常沟通交流；④知情同意，自愿参与本研究；⑤与配偶、父母、子女或其他亲属一起居住。排除标准：①既往有卒中/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史者；②合并精神疾病史或行为认知异常者；③独居者；④家庭成员不支持。

1.2 方法

两组患者干预时间均为自患者首次门诊筛查为脑卒中高危人群开始，为期3 个月。对照组给予常规健康管理，创建患者的基本信息档案，通过发放健康宣传手册和利用门诊复诊向患者介绍脑卒中的疾病知识，如脑卒中的发病特征、脑卒中的危险因素、卒中先兆的识别、紧急处理方法等，指导患者适度参与体育活动，保持健康的生活作息和饮食习惯，规律服药，定期复诊。观察组给予以家庭为单位的健康管理，为患者提供脑卒中防控相关知识和技能，同时指导家属主动配合参与，具体如下。

1.2.1 建立健康管理档案建立脑卒中高危人群综合干预工作手册，内容包括患者的基本信息、诊断、既往史、检查结果、用药情况、健康教育实施情况等内容。以家庭为单位发挥患者及家属健康管理主导人的作用。

1.2.2 线上线下互动式健康教育 ①搭建线下和线上互动交流平台，线上平台为医护人员、家属及患者组成的微信群，并设立脑卒中防控公众号；线下平台为每月2 次的健康教育讲座，要求患者及家属共同参加。患者及家属也可利用平台针对自身的问题进行咨询。②线上交流平台通过视频、图片或文字形式每隔一日推送脑卒中防控相关知识和健康生活方式指导，家属及患者可在微信群与医护人员留言、讨论，交流疑惑，增强防控脑卒中的信心。线下健康讲座每次设立不同主题，并提前在微信群通知，预留活动讨论话题，以增强患者及家属的参与积极性；同时还可通过现场讨论个体化评估患者现存的问题或困惑，探寻解决方法，增加患者居家自我健康管理的依从性。

1.2.3 动态评估与个体化指导指导家属全程参与患者的健康管理活动，督促患者建立良好的生活方式，为患者提供足够的家庭支持。通过电话随访或门诊随访的方式，医护人员定期对患者居家生活方式、遵医行为等进行评估。针对评估结果，给予患者个体化的指导，包括知识、技能指导和心理疏导。家属应协助患者制定整改活动计划并及时向医护人员反馈。

1.3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干预前和干预后3 个月，比较两组的脑卒中防控知识、健康信念和健康行为得分。本研究共发放问卷118 份，回收有效问卷118 份，有效回收率为100%。

1.3.1 脑卒中防控知识参照脑卒中相关防治指南自行设计问卷，调查患者对脑卒中高危因素、脑卒中先兆、预防措施、黄金抢救时间等方面知识的掌握程度。问卷共30 个条目，答对得1 分，答错得0 分，得分范围0～30 分，得分越高表明患者脑卒中防控知识掌握得越好。本研究测得该问卷Cronbach′s α 系数为0.824。

1.3.2 健康信念采用万丽红等[8]编制的健康信念简表（short form health belief model scale，SF-HBMS）进行评价，共20 个条目，各条目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记1～5 分，总分20～100 分，总分越高表明健康信念水平越高。

1.3.3 健康行为采用张小培等[9]修订的中文版健康促进生活方式量表Ⅱ（health promoting lifestyle profile Ⅱ，HPLP-Ⅱ）进行评价，共52 个条目，各条目从“从不”到“常规”分别记1～4 分，总分52～208 分，总分越高，表明患者健康行为水平越高。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0.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

±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t 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 检验，以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脑卒中防控知识得分的比较

干预前，两组的脑卒中防控知识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3 个月后，两组的脑卒中防控知识得分高于干预前，观察组的脑卒中防控知识得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1）。

表1 两组患者脑卒中防控知识得分的比较（分，

±s）

与本组干预前比较，aP＜0.05

2.2 两组患者健康信念得分的比较

干预前，两组的健康信念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3 个月后，两组的健康信念得分高于干预前，观察组的健康信念得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2）。

表2 两组患者健康信念得分的比较（分，

±s）

与本组干预前比较，aP＜0.05

2.3 两组患者健康行为得分的比较

干预前，两组的健康行为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3 个月后，两组的健康行为得分高于干预前，观察组的健康行为得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3）。

表3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健康行为得分比较（分，

±s）

与本组干预前比较，aP＜0.05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干预3 个月后，观察组患者的脑卒中防控知识得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以家庭为单位的健康管理较常规健康教育更有助于患者掌握疾病防控知识，与陈丹等[10]研究结果一致。研究表明[11-12]，脑卒中高危人群在卒中高危因素、发病先兆及紧急处理等方面知晓率较低，这直接影响了对脑卒中高危人群的健康管理效果。采取以家庭为单位的健康管理模式，以患者及家属的需求为导向，充分利用了患者的家庭资源，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由于脑卒中高危人群比例攀升所致的卫生服务需求，还有利于发挥同伴效应，以增强患者疾病相关知识学习效果。同时，采取线上线下互动式健康教育，使患者及家属主动思考，进而增强了健康教育效果。

本研究结果显示，干预3 个月后，观察组患者的健康信念得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以家庭为单位的健康管理较常规健康教育更有助于患者提高健康信念水平，与杨玮等[13]的研究结果一致。健康信念与健康行为具有正相关关系，提高个体的健康信念是使其主动采取健康行为的关键[14]。通过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健康管理，鼓励患者的亲属全程参与，强化了患者的社会支持系统，从而增进了患者的健康动力和自我效能。通过开展线上答疑和线下讨论交流活动，激励患者参与疾病自我管理，提升了患者的自我效能；通过家属督促及医护人员专业指导，患者对脑卒中有了正确的认知，从而增强了患者的健康信念水平。

本研究结果显示，干预3 个月后，观察组患者的健康行为得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以家庭为单位的健康管理较常规健康教育更有助于患者提高健康行为水平，与姚楠楠[15]的研究结果一致。通过开展以家庭为单位的健康管理，充分调动了患者的潜在动力，增强了患者的疾病知识水平，从而促进了患者健康行为的产生。家属与患者共同学习、探讨、分析现存的问题，与医护人员共同制定解决问题的方法，更有效地为患者的行为转变提供了情感支持、生活照护及专业技术支持，从而促进患者采取健康行为。

综上所述，以家庭为单位的健康管理能够提高脑卒中高危人群的卒中防控知识水平、健康信念水平及健康行为水平。今后对于该类人群的健康管理中，医护人员应继续调动患者的家庭支持，增强患者采取健康行为的信心和动力，以促进患者行为改变，有效预防脑卒中的发生。

[参考文献]

[1]巢宝华，刘建民，王伊龙，等.中国脑卒中防治：成就、挑战和应对[J].中国循环杂志，2019，34（7）：625-631.

[2]刘震宇，姚淑芳，代宇洁，等.中老年城乡居民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及危险因素[J].中国老年学杂志，2020，40（19）：4227-4230.

[3]张红池，井坤娟，李雪霏，等.脑卒中一级预防研究进展[J].护理研究，2019，33（22）：3889-3892.

[4]鲁燕燕，黎蔚华，谢红珍.卒中高危人群管理研究进展[J].中国卒中杂志，2017，12（10）：972-977.

[5]黄颜怡，吴晓娜，秦凤银，等.广东省农村老年脑卒中高危人群健康行为影响因素的质性研究[J].全科护理，2020，18（4）：476-479.

[6]Rosenstock IM，Strecher VJ，Becker MH.Social learning theory and the health belief model[J].Health Educ Q，1988，15（2）：175-183.

[7]卢静，易兴阳，李洁，等.炎症和内皮功能相关基因多态性与颈动脉斑块相关性研究[J].中华神经科杂志，2020，53（10）：763-771.

[8]万丽红，张小培，潘俊豪，等.脑卒中患者健康信念简表的信效度检验[J].中华疾病控制杂志，2017，21（3）：303-307.

[9]张小培，万丽红，黄月友，等.出院后脑卒中病人健康行为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研究[J].护理研究，2011，25（6）：482-484.

[10]陈丹，刘圣香.以家庭为中心的群组式健康管理在缺血性脑卒中病人二级预防中的应用效果[J].护理研究，2021，35（3）：514-518.

[11]谢芳婧，唐嘉良，卢圣友.脑卒中高危人群实施健康管理的效果分析[J].心血管病防治知识，2020，10（31）：52-54.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印发《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和干预试点项目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EB/OL].[2012-4-13].http://www.nhc.gov.cn/zwgk/wtwj/201304/3dca42b696ad411da36e8b5b9321d8e3.shtml.

[13]杨玮，陈碧华.以家庭为单位的健康管理模式对社区高尿酸血症患者健康信念和行为的影响[J].中华现代护理杂志，2015，21（15）：1772-1776.

[14]万丽红，潘俊豪，张小培，等.健康信念在高血压合并脑卒中患者健康知识与健康行为间的中介效应[J].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2017，26（9）：847-851.

[15]姚楠楠.家庭为中心的群组式干预对高血压脑出血患者出院后健康行为依从性的影响[J].甘肃医药，2020，39（4）：371-3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