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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岁是儿童语言发育的关键期，特别是在>1～2岁这个阶段[1]，语言发育正常说明儿童听说、理解和运用语言的能力正常，语言发育迟缓时儿童理解和运用语言的能力发育落后，不会说，不能理解语言，听不懂监护人或其他人所说的话。语言发育迟缓的孩子说话晚，语言匮乏，理解能力差，影响儿童的社会交往能力，对将来语言方面的阅读、理解、逻辑思维、计算等方面造成一定的影响，导致学习困难[2]。语言发育迟缓的孩子会出现阅读困难，语言理解和表达能力差，沟通能力和社交能力不足等。近几年，济南市儿童语言发育迟缓的发病率有逐年上升趋势，为调查我院辖区济南市药山社区0～3岁儿童语言发育迟缓的发病现状，详细分析其发病原因，为临床早期发现、综合干预提供科学依据，我院儿保科自2016年9月～2019年12月对到我院儿保门诊（我院儿保门诊管理整个药山社区所有0～3岁儿童）进行健康查体的0～3岁儿童进行（Denver developmental screen test，DDST）筛查，将筛查出的语言发育迟缓的可疑儿童进行Gesell 发育诊断量表测试，并发放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探究其发病的可疑因素，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6年9月～2019年12月于我院儿保门诊健康查体的0～3岁小儿，排除听力损伤或障碍、智力低下、精神发育迟滞、孤独症、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口腔问题如唇腭裂等原因导致的语言发育迟缓的小儿，共2707例，其中经DDST 筛查为可疑，并Gesell诊断量表诊断为语言发育迟缓的小儿151例。儿童家长知情同意该调查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本调查研究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同意。

1.2 方法

1.2.1 问卷调查自行制订调查问卷，在查询大量国内外相关资料基础上自行设计调查问卷，问卷内容包括儿童姓名、年龄、是否为早产双胎、出生时是否有缺氧窒息、是否有缺血缺氧性脑病、是否有宫内窘迫、新生儿时期是否有病理性黄疸、父母年龄、文化程度、主要照看人、教育方式、是否与小儿有较多的沟通方式、儿童每天看电视/玩电子产品/手机的时间等。

1.2.2 语言发育筛查工具采用小儿智力筛查量表即小儿DDST 筛查表语言部分对小儿进行测试，分为正常、可疑2种，其中筛查可疑的小儿要进行Gesell 发育诊断量表测试。

1.2.3 语言发育诊断工具使用Gesell 发育诊断量表语言部分进行语言发育迟缓的诊断。根据Gesell 的DQ值进行界定，其中语言能区<86分的小儿确诊为语言发育延迟或迟缓[3]。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0.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比较采用χ2 检验；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因素，以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不同年龄段发病率分析

济南市药山社区0～3岁儿童语言发育迟缓的发病率>1～2岁发病率最高，为9.99%；其次是>2～3岁，为6.51%，总的发病率为5.58%（表1）。

表1 药山社区0～3岁不同年龄段语言发育迟缓的发病率

2.2 不同性别发病率分析

筛查的2707例儿童中，男1371例，发育迟缓104例，发病率为7.59%；女1336例，发育迟缓47例，发病率为3.52%，0～3岁儿童语言发育迟缓发病率与性别有关，男孩高于女孩，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1.27，P<0.05）。

2.3 儿童语言发育迟缓的单因素分析

儿童不同出生时缺氧窒息、出生时缺血缺氧性脑病、母亲孕期宫内窘迫以及新生儿时期有病理性黄疸、母亲文化程度、主要照看人的教育方式、与儿童沟通的时间、儿童每天看电视、玩手机或看电子产品时间情况下的语言发育迟缓发病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父亲文化程度情况下的语言发育迟缓发病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2）。

表2 儿童语言发育迟缓的单因素分析[n=2707，n（%）]

2.4 儿童语言发育迟缓的危险因素多因素分析

将是否有语言发育迟缓作为因变量（有＝1，无＝0），以上述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出生时缺氧窒息、出生时缺血缺氧性脑病或母亲孕期宫内窘迫，新生儿时期有病理性黄疸，母亲文化程度低，儿童教养方式（溺爱和打骂），与小儿沟通少，电子屏幕接触时间长是儿童语言发育迟缓的危险因素（P<0.05）（表3）。

表3 儿童语言发育迟缓影响因素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表示无数据

3 讨论

语言发育迟缓是指各种原因导致的儿童理解和运用语言的能力发育明显落后于正常儿童的发育水平。发病原因常见于智力低下、听力障碍、听力损伤、精神发育落后、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口腔问题、儿童心理行为问题、自闭症等。如果没有明确原因而出现语言发育迟缓，则为发育性语言发育迟缓。笔者在健康查体中发现的语言发育迟缓大部分是发育性语言发育迟缓。本研究结果显示，济南市药山社区0～3岁语言发育迟缓的发病率>1～2岁发病率最高，为9.99%；其次是>2～3岁，为6.51%，而我国报道的语言发育迟缓发病率2岁为17%，3岁为4.00%～7.50%[4-5]，因此其不高于全国水平。儿童语言发育迟缓的发病率与性别有关，男孩发病率高于女孩；与年龄有关，>1～2岁语言发育迟缓的发病率最高，其次为>2～3岁。3岁以前是语言发育迟缓干预的关键期。这是因为3岁以前大脑的可塑性强，是脑发育和语言发育的关键期[6]。有研究表明，在儿童发育的早期（3岁前）进行干预，将明显降低语言障碍的短期和长期的不良影响[7]，因此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语言发育迟缓对于改善儿童理解、逻辑思维能力、语言沟通能力等有重要意义。

语言发育迟缓与母亲孕期宫内窘迫、儿童出生时缺氧窒息有一定的关系，与出生时缺血缺氧性脑病亦密切相关。这是因为宫内窘迫和缺氧窒息均会导致儿童脑部供血供氧不足，从而使中枢神经系统缺血缺氧而有一定的损伤，出生时缺血缺氧性脑病则损伤更大，即使脑损伤的时间很短，所导致的损伤也会或多或少在后期的发育中有表现，如多动、语言发育迟缓、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钝等等。新生儿时期有病理性黄疸，也可导致神经系统的损伤[8]，因此，也与语言发育迟缓有一定的相关性。因此，降低母亲孕期宫内窘迫、儿童出生时缺氧窒息、新生儿缺血缺氧性脑病和新生儿时期病理性黄疸的发病率可降低儿童0～3岁语言发育迟缓的发病风险。

母亲文化程度与儿童语言发育迟缓密切相关。母亲文化程度越低，孩子语言发育迟缓的可能性越大，特别是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母亲，这与葛海静等[9-10]报道一致，与父亲文化程度无关。这是因为低学历的母亲在语言沟通、亲子教育、理解、逻辑思维、育儿知识等等各方面均差于高学历的母亲，对孩子的教育、语言交流不重视，从而导致孩子的语言发育迟缓。母亲文化水平低，经济水平差，生活压力大，对儿童关注少，语言交流少；而文化水平高的母亲经济水平也相对高，更注重对儿童的教育和语言交流，语言也更为丰富，从而高学历的母亲所在家庭的孩子语言发育迟缓的发病率偏低。可以举办家长课堂和健康教育讲座，提高低学历母亲的亲子沟通能力，加强母亲对语言发育迟缓的认识和重视，发现孩子有语言发育迟缓能及早就诊，及时治疗。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语言发育迟缓，是降低儿童语言发育迟缓发病风险重要举措之一。

语言发育迟缓也与主要看护人的教养方式、是否与儿童有较多的沟通、儿童每天看电视、玩手机、玩电子产品时间有一定的关系。儿童语言发育的关键时期为0～3岁，特别是>1～2岁，此时如果家庭环境差如单亲家庭，或双亲家庭但父母不和睦，经常吵架、打骂、吵闹，语言环境不佳（如父母都不爱说话，或父母都很忙没空和孩子说话，或父母光看手机玩电脑不和孩子说话），教养方式不良（如溺爱孩子或经常打骂孩子）。又譬如隔代教养，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教养孩子，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易溺爱孩子，语言交流差，对孩子过度照顾，还没等孩子开口说话，吃的、用的、玩的就给孩子准备好了，这样减少了儿童语言表达的机会。另外又有父母对孩子的教养方式过于严格，经常打骂孩子，导致不能跟孩子有有效地进行语言沟通，没有给予足够的语言刺激，从而使孩子精神上压力增加，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儿童语言能力发育迟滞或落后，使得孩子语言理解或表达能力比不上同年龄的孩子[11]。一般来说，大多数儿童在双语的环境中可以同时学会两种语言，但如果语言环境变化过于频繁，如一段时间汉语，又一段时间英语；一会普通话，一会方言，就可能使孩子语言混乱，甚至拒绝说话，导致语言发育迟缓。儿童每天看电视、玩手机和电子产品时间又叫电子屏幕暴露时间[12]，儿童普遍存在电子屏幕暴露问题，有关调查表明，电子屏幕暴露时间越长，如看电视手机电子产品时间≥1 h，越不利于儿童语言发育[13-15]。这是因为看电视、玩手机或电子产品使得儿童处于一个单向的语言环境，缺乏语言和情感互动，对孩子的语言交流发育不利，暴露电子屏幕时间过长会导致儿童语言表达和理解能力较同龄孩子差[16]。

综上所述，济南市药山社区0～3岁语言发育迟缓的发病率，>1～2岁为9.99%，>2～3岁为6.51%，总的发病率为5.58%，均低于全国水平，语言发育迟缓的发病率与性别有关，男孩高于女孩。语言发育迟缓与母亲孕期宫内窘迫、儿童出生时缺氧窒息、缺血缺氧性脑病、病理性黄疸等导致的脑损伤有较大的相关性，与母亲文化程度，与儿童教养方式、家庭环境、语言环境、电子屏幕暴露时间等密切相关。父母在儿童语言发育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应加强父母儿童语言发育的健康教育，加强对儿童语言的交流，开展互动式阅读交流[17]，创造各种机会与孩子对话，营造良好的语言环境和家庭氛围[18]，促进儿童的语言发育，降低儿童语言发育迟缓的发病率，进而降低0～3 语言发育迟缓的短期和长期的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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