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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将不孕症定义为生殖系统疾病，是指在超过12 个月的定期无保护性交后未能获得临床妊娠[1]。不孕症在15～49 岁的女性中普遍存在，有研究表明中国有25%的女性遭受不孕症的困扰[2]。不孕会导致各种生理、心理和社会后果，如抑郁、焦虑、耻辱和社会孤立，这可能会严重影响女性的生活质量[3]。研究表明，不孕症女性生活质量低于正常育龄女性，且生活质量的降低会影响女性不孕症患者治疗的依从性，进而影响受孕成功率[4]。因此，本研究分析女性不孕症患者生育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旨在为实施针对性的护理健康教育提供依据，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选取2019年7～11月我院生殖中心不孕门诊就诊的423 例女性不孕症患者为研究对象。该调查已通过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被调查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研究方法

（1）自行设计一般资料调查表，包括年龄、教育背景、居住地、丈夫是否为独生子女、病耻感和被歧视感。（2）生育生活质量量表（FertiQoL）[5]包含22 个特定项目，分为精神、身心、关系、社交4 个维度。每项评分从0～4 的Likert 5 级评分法。分值越高表示生育生活质量越高。本研究中，FertiQoL 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934。（3）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6]由Zimet 编制，共12 个条目，包括家人支持、朋友支持和其他支持3个维度，各条目均采用Likert 7 级评分法。分值越高说明领悟社会支持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PSSS 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919。（4）自尊量表（SES）[7]由Rosenberg 编制，量表由10 个条目组成，各条目按1～4 级进行评分，得分越高表示自尊水平越高。本研究中，SES 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764。本研究中剔除缺失度超过10%的问卷。

1.3 统计分析

采用SPSS 20.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应用单因素方差分析、Pearson 相关系数和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方法检验各变量与生育生活质量间的关系，以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423 例女性不孕症患者中，＜30 岁145 例（34.3%），30～34 岁175 例（41.4%），≥35 岁103 例（24.3%）；文化程度中专及以下171 例（40.4%），大专94 例（22.2%），本科及以上158 例（37.4%）；居住在城市地区的329例（77.8%），农村地区的94 例（22.2%）；丈夫是独生子女的225 例（53.2%）；有被歧视感者65 例（15.4%），有病耻感者115 例（27.2%）。

2.2 女性不孕症患者FertiQoL、PSSS 和SES 得分情况

女性不孕症患者FertiQoL为（59.37±14.67）分，其中精神为（15.50±4.72）分，身心为（16.24±5.14）分，关系为（13.48±3.15）分，社交为（14.15±3.71）分；PSSS 为（63.10±12.09）分，SES 为（29.45±3.96）分。

2.3 不同人口学特征的女性不孕症患者FertiQoL 得分的比较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丈夫是否为独生子女、是否有病耻感与是否有被歧视感的女性不孕症患者的FertiQoL 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不同年龄、文化程度、居住地的女性不孕症患者的FertiQoL 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1）。

表1 不同人口学特征的女性不孕症患者FertiQoL得分的比较（分，

±s）

2.4 女性不孕症患者PSSS、SES 与FertiQoL 得分的相关性

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女性不孕症患者Fer tiQoL 总分与PSSS 总分（r=0.411）、家人支持（r=0.341）、朋友支持（r=0.372）、其他支持（r=0.369）、SES（r=0.397）得分均成正相关（P＜0.01）。

2.5 女性不孕症患者生育生活质量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

将表1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作为自变量纳入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中，结果显示：PSSS、SES为不孕症患者生育生活质量的保护性因素（P＜0.05），被歧视感、病耻感与丈夫为独生子女是不孕症患者生育生活质量的危险因素（P＜0.05）。最终，调整的R2 为31.6%（表2）。

表2 女性不孕症患者生育生活质量的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结果（n=423）

R2=0.317，调整后R2=0.316，F=94.941，P＜0.001

3 讨论

3.1 女性不孕症患者生育生活质量处于中等水平

本研究中不孕症患者的FertiQoL 各维度得分均处于中等水平，表明不孕症患者情绪压力较大，身体健康状况也较差，夫妻关系和社交能力不佳。因为女性长期不能正常妊娠，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各种压力导致她们极易出现焦虑、抑郁、悲观和怨恨等不良情绪，不良情绪会影响女性不孕症患者夫妻间正常感情和性生活，会使她们的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变得紧张和敏感[8]。

3.2 领悟社会支持与生育生活质量成正相关

本研究结果显示，PSSS 各维度与FertiQoL 总分成正相关（P＜0.05），与冯明英等[9]的研究结果相似。因为家人、爱人、朋友、同事以及医护人员等都是不孕症女性患者社交网络中直接或间接的组成部分，这些关系的和谐融洽能够给予不孕症女性患者重要的精神支持，缓解焦虑、抑郁、自卑等不良情绪，有利于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的提高[10]。

3.3 自尊与生育生活质量呈正相关

本研究结果显示，SES 与FertiQoL 总分成正相关（P＜0.05），与Wischmann 等[11]的研究一致。顾炜等[12]在2002年对自尊的调查分析显示：不孕症女性的自尊得分低于可正常受孕女性，自尊是一种自我价值的肯定，也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之一。李晖等[13]的研究显示：自尊与不孕症女性患者的焦虑和抑郁均成负相关，低自尊会使个体对环境的适应性降低，不利于其心理健康，而高自尊的人更自信，抵御负面情绪和社会排斥威胁的能力更强。

3.4 丈夫是独生子女、病耻感、被歧视感与生育生活质量成负相关

本研究结果显示：被歧视感、病耻感与丈夫为独生子女是不孕症患者生育生活质量的危险因素（P＜0.05）。可能是因为中国女性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生育观念影响，生育压力较大，尤其丈夫为独生子女的家庭，来自于家庭的压力、婚姻关系的担心更强烈，不孕症女性患者迫切希望为爱人生儿育女，完成所谓“传递香火”的使命，长期的负面情绪增多，不利于身心健康，导致生活质量下降。病耻感，定义的4 个维度中包含了被歧视感[14]。女性不孕症患者普遍存在较高水平的病耻感[15]。可能是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压力，让不孕症女性患者出现自责和自我贬损情绪，与有小孩的同龄人相比，她们觉得自己不如别人，所以为躲避尴尬局面，经常在社会交往中选择逃避和退缩。贺清等[16]的研究提示病耻感会使不孕症女性患者治疗的依从性降低，中断率增加，同时影响试管成功率；病耻感也会引起一系列社会功能紊乱，如降低婚姻质量，促使不孕症女性患者社会关系紧张、生活质量下降等。

3.5 护理体会

护理人员应从生理、心理、社会功能等多方面关注不孕症女性患者，辅助医生完成生理性治疗的同时给予适当的心理疏导，积极发挥领悟社会支持的正性作用，及时关注不孕症女性诊疗时遇到的问题与困难，在她们治疗的不同阶段给予恰当的指导和适当的心理干预，减轻她们在治疗过程中的担忧和恐惧；主动与患者家属沟通，鼓励他们倾听不孕症女性的诉说，给予她们更多的情感支持，让不孕症女性消除内心的自卑和焦虑，减轻人际交流的敏感，提高她们的社会交往能力和领悟社会支持能力。护理人员还可以从自尊组成的几个要素——角色、触摸、有意义的关系、性（非真正的性行为）、独立性和空间感进行护理[17]，提升个体自尊水平。如：①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取得患者的信任，给予患者不孕症的相关知识讲解，让其尽快适应角色，配合治疗；②与患者沟通交流时注意语气语调、表情、眼神、触摸等非语言行为，如就诊时的点头示意友好，接受检查或手术时轻拍肩膀以示鼓励，让患者感受到被尊敬；③对患者配合治疗等正性事情给予赞扬，使其从护理人员的尊重和善意中得到自信和满足；④保护患者的隐私，让患者拥有自己的内心空间，使个体自尊水平不受影响；⑤教会患者一些简单可行、与治疗相关的护理措施和某些症状的应对策略，培养患者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让患者自我肯定，利于自尊水平的提高。对于病耻感、焦虑抑郁症状较重的不孕症女性患者，护理人员可以提供心理咨询，了解患者的内心想法，提供心理支持和精神安慰，纠正传统观念，让其释放不良情绪和压力；也可以利用音乐疗法、正念疗法、认知矫正以及团体心理疗法等方式对不孕症女性患者进行心理疏导和护理干预。

女性不孕症患者的生育生活质量处于中等水平。领悟社会支持和自尊是其保护性因素，丈夫是独生子女、病耻感和被歧视感是其危险因素。因此，护理人员在临床实践中，应首先对女性不孕症患者的心理状况进行考量，适当地引入干预性护理措施，积极发挥其领悟社会支持和自尊的作用，以改善女性不孕症患者的生育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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