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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人们的物质生活的丰富，饮食结构的改变，高嘌呤食物摄入较以往明显增多，进而导致临床各种代谢性疾病的高发生率，其中以痛风性关节炎的临床发病率上升较显著。相关报告显示，高尿酸血症在男性中的患病率为16.85%～18.32%，痛风性关节炎的患病率为0.83%～1.98%；而女性高尿酸血症患病率为7.88%～9.30%，痛风性关节炎患病率为0.07%～0.72%[1]。我国目前痛风性关节炎的患病率为1%～3%，且呈逐年上升趋势[2]。秋水仙碱是目前治疗痛风性关节炎的一线药物，虽然其临床效果较好，但易引起毒副作用，不能长期应用[3]。近年来，随着中医在治疗痛风性关节炎方面的广泛应用，已取得较显著的临床效果[4-5]。因此，如何发挥中医特色疗法治疗痛风性关节炎，减少西药治疗的毒副作用，对痛风性关节炎患者的治疗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本研究旨在探讨中医“火郁发之”法火针对急性痛风性关节炎的临床疗效，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针灸科于2016年10月～2017年10月门诊和住院收治的急性痛风性关节炎患者60例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符合《欧洲抗风湿联盟痛风分类标准》[6]及《中药新药治疗痛风的临床研究指导原则》中痛风的相关诊断标准[7]。其中诊断痛风的湿热蕴结证应具备：①单个或局部跖趾关节突发肿胀、疼痛、活动受限，局部皮肤有灼烧感；②次要伴随症状：口干口苦渴欲饮水，身乏倦怠，尿液短黄，舌质红，舌黄、脉滑、或兼有腻象及数象。符合上述标准①中1项，②中至少2项即可确诊。纳入标准：①符合痛风性关节炎中西医诊断标准者；②患者起病急，发作病程＜24 h；③未服用其他相关治疗药物；④患者意识清醒，无失语、智能障碍，能理解量表内容并配合治疗；⑤患者均知情并签署治疗同意书。排除标准：①为其他因素引起的继发性痛风性关节炎者；②合并心脑血管、肝、肾和造血系统等严重疾病者；③妊娠及哺乳期妇女。采用随机数字表分组法将符合上述标准的60例患者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30例。治疗组：男21例，女9例；年龄 31～60 岁，平均（50.8±9.3）岁。对照组：男 19 例，女 11 例；年龄 35～64 岁，平均（54.6±10.8）岁。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等临床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治疗组：患者采用火郁发之法火针治疗。主穴为阿是穴以及病变部位四周，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取足三里、大椎、阴陵泉、三阴交等进行辅助穴位。操作方法：在已选穴位上用碘伏消毒后外涂少许万花油，左手持酒精灯，右手持毫火针（刘氏毫火针，规格0.35mm×30mm，标准号：GB2024-94苏食药监械生产许2001-0665号），将毫火针置于酒精灯外焰烧至红白后，快速、准确地刺入阿是穴等相应穴位，刺入深度为0.2～0.3 cm，毫火针刺入拔除时做到快速、稳定、准确，刺入完成后使用跌打万花油外敷针孔。1次/d，连续治疗7次为1个疗程，共治疗1个疗程。

对照组：患者均口服依托考昔片（Frosst Iberica SA，国药准字 J20130133，规格：60 mg×5 片），120 mg/次，1次/d，；秋水仙碱（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H53021534，规格：1mg×20 片），1mg/次， 1 次/d，连续服用7 d为1个疗程，共治疗1个疗程。

1.3　观察指标

1.3.1　综合疗效评分分别于入组前及治疗期间对两组患者的关节疼痛、压痛、急性红肿及活动度每天记录1次。其中：0分：关节无疼痛、红肿及活动无受限；1～4分：关节轻度疼痛，皮肤略红，活动中度受限；5～9分：中度疼痛伴压痛，皮肤红肿，活动明显受限；10～13分：剧烈疼痛，皮肤明显发红发烫，关节不能活动。

1.3.2　镇痛效应观察　利用视觉模拟定级（VAS）评定法分别评定两组的镇痛效应。主要评价内容：①治疗前后VAS评分情况；②疼痛开始缓解时间；③疼痛持续时间。

1.4　疗效评定

采用VAS评分法对患者治疗后疼痛情况进行评分，分值范围为0～13分，治疗后评分越低，表示患者病情越轻。治疗后患者的VAS评分较治疗前下降＞90%为治愈；治疗后患者的VAS评分较治疗前下降＞50%～90%为显效；治疗后患者的VAS评分较治疗前下降＞30%～50%为有效；治疗后患者的VAS评分不符合以上情况为无效[8]。总有效=治愈+显效+有效。

1.5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SPSS 21.0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计量资料以

±s表示，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计数资料以%表示，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综合评分的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后的综合评分均显著降低，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患者治疗后的综合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1）。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综合评分的比较（分，

±s）

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P＜0.05

2.2　两组患者总有效率的比较

治疗组的总有效率为90.0%，对照组为86.7%，两组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2）。

表2　两组患者总有效率的比较（n）

与对照组比较，*P＞0.05

2.3　两组镇痛效应相关指标的比较

两组治疗前的VAS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24 h后的VAS评分均显著降低，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治疗24 h后的VAS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治疗后的疼痛缓解时间及疼痛持续时间均明显短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3）。

表3　两组镇痛效应相关指标的比较（

±s）

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治疗 24 h 后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3　讨论

中医的“痹证”“历节”病等范畴包含了现代的痛风性关节炎病，其临床表现以关节的红、肿、热、痛为主。最早提出“痛风”病的医家当数元代医家朱丹溪，在其著作《格致余论》中列有“痛风”专篇，对其病因病机有详细阐述，认为“痛风者，大率因血受热已自沸腾，其后或涉冷水，或立湿地……，寒凉外搏，热血得寒汗浊凝滞，所以作痛”，其在《丹溪心法》云“肥人肢节痛，多是风湿与痰饮流注经络而痛”[9]。历代医家认为湿浊、淤毒积热流注关节经络，郁而化火，故见关节红肿热痛，屈伸不利等，治疗当以利湿热，活血化瘀，疏通经络为主。

“火郁发之”是最早记载于《黄帝内经》，是针对“火郁”证提出的因势利导，引邪外出，使邪有出路，从而达到治病疗疾的治疗大法。《黄帝内经·素问》中：“帝曰：善。郁之甚者，治之奈何？岐伯曰：木郁达之，火郁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泄之，水郁折之”[10]。何为“郁”证？《黄帝内经》中关于“郁”证，主要在五运六气理论中提出。自然界五行之气相生相制，维持着动态的平衡，如果五行之气一旦生制失衡，就会出现一系列反常现象，古人将这些反常现象归结为“五郁”。而“火郁”则是火气生制失衡，导致运行阻遏的一种状态。后世对《黄帝内经》所说的火郁证又进一步地发展阐释，认为无论外感、内伤因素，包括七情、痰饮、淤血、宿食等，只要是导致气机郁滞不通、运行受阻，郁而化火，均为“火郁证”[11]。可见，急性痛风性关节炎的病因病机正是契合了“火郁证”的内涵。

《内经》中“火郁”即为心郁，心为火脏，运气太过等引起的心气怫郁于内，治疗当“火郁发之”。唐·王冰注：“发谓汗之，令其疏散也。”后世医家刘完素认为，“发”就是“解表发汗，令其疏散”。对于“发之”法的理解及运用，后世医家有了更多的拓展。如李东垣认为脾胃病的病因病机多由于饮食、情志等因素引起的脾胃之清气不升反降，久郁化火，故喜用风药发郁，创“升阳散火汤”治疗阴火郁于内证[12]；张子和在《儒门事亲》中将喉痹的病因归结为“唯喉痹急速，相火之所为也”，并提出了放血法治疗喉痹的方法[13]，均是对“发之”疗法的进一步拓展运用。张介宾在《类经》中对于“火郁发之”有了更深刻及更全面的阐释，其中记载道：“发，发越也。凡火郁之病，为阳为热之属也……凡火所居，其有结聚敛伏者，不宜蔽遏，故当因其势而解之、散之、升之、扬之，如开其窗，如揭其被，皆谓之发，非独止于汗也”[14]，他认为对于“火郁”证，只要是能起到因势利导，使得邪有出路作用的方法都叫“发”法。近现代医家更是在各个领域中将这一理论发挥得淋漓尽致，如在恶性肿瘤治疗中提出“火郁是肿瘤进展的基础病机”，并提出温阳散火的治疗方法[15]；在火针疗法带状疱疹治疗中，认为其能取得良好疗效是基于“火郁发之”理论[16]；在急性痛风性关节炎的治疗中，现代医家认为其病机是由于湿浊、淤毒积热流注关节经络，不通则痛，郁而化火所致，并运用刺络放血等方法达到去邪外出的目的[17]。由此可见，针对引起气机郁滞、实邪结聚敛伏，郁而化火等病因病机，均可采取发汗、发散、升发等因势利导的方法，使邪有出路，均可理解为“火郁发之”法的运用。

火针，即古代的“燔针”，属“九针”中的“大针”，距今使用已有数千年历史，最早在《黄帝内经》就有“燔针劫刺”的记载，是指将针体在火中烧红之后刺入人体腧穴或部位而达到治病的方法。对于火针的功效，明代·高武在《针灸聚英》有如下总结：“一为引气之功，二为发散之功”，指出火针既可补虚，也可泄实。在《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中对火针有如下描述：“轻者毒气随火气而散，重者拨引毒通彻内外”[18]。现代针灸大家贺普仁教授对火针的运用可谓淋漓尽致，在火针的器具、临床运用方面都做出了史无前例的创新，其创下的“贺氏火针”已被临床广泛运用。他对于火针的作用归纳为“热行火针可以热引热；虚证宜针以鼓舞正气”[19]，与古人提出的“引气”“发散”不谋而合。火针这种补虚泄实，既可温通经脉，又可行气解郁、引邪外出的功效，使其在临床中被广泛运用。痛风性关节炎急性发作期，多由于机体正气不足，外邪侵袭机体，湿邪淤毒等邪气正盛，痹阻经脉，不通则痛。火针的这种“引气”和“发散”之功，使气机通畅，引邪外出，达到通经活络止痛的功效。故在“火郁发之”理论的指导下，结合急性痛风性关节炎的病因病机，提出了火针疗法治疗急性痛风性关节炎的治疗手段。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组患者治疗后的综合评分、VAS评分、疼痛缓解级持续时间均低于或短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火针疗法治疗急性痛风性关节炎的疗效与西药相当，但在改善关节症状及在镇痛效应中的疗效优于西药，值得临床推广运用。

[参考文献]

[1]李丹，张剑勇.痛风现代流行病学及降尿酸药物研究进展[J].风湿病与关节炎，2016，5（4）：73-76.

[2]李高兴.痛风治疗经验谈[J].现代中医药，2017，37（4）：5-7.

[3]吴华香.2012年美国风湿病学会痛风治疗指南解读[J].现代实用医学，2013，25（8）：843-846.

[4]周瑜.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性痛风性关节炎疗效观察[J].实用中医药杂志，2016，11（1）：42-43.

[5]王晓敏，周敏，王一飞.中医治疗急性痛风性关节炎研究近况[J].四川中医，2016，8（6）：221-222.

[6]曾学军.《2015年美国风湿病学会/欧洲抗风湿联盟痛风分类标准》解读[J].中华临床免疫和变态反应杂志，2015，9（4）：235-238.

[7]卫生部.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第2）[Z].1995：179-180.

[8]朱春霖.挑刺法治疗急性痛风性关节炎的临床疗效研究[D].成都：成都中医药大学，2016.

[9]罗恒，徐红.徐红主任医师治疗痛风经验[J].陕西中医药大学学报，2016，39（2）：21-22.

[10]周丽，贺龙刚.“火郁发之”理论源流及临床价值[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15，11（5）：81-82.

[11]许爱英，党炳林.“火郁发之”的理论依据及临床意义[J].陕西中医，2003，9（9）：68-68.

[12]王丽.脾胃气虚而生“阴火”[J].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11，35（6）：828-829.

[13]张玉敏，谯凤英，赵红.金元四大家对咽喉科学的学术贡献[A]//全国中西医结合耳鼻咽喉科学术会议论文集[C].2005.

[14]周扬，徐列明，平键.因势利导，郁火当发——浅谈“火郁发之”对慢性病毒性肝病证治的启示[J].上海中医药杂志，2011，45（11）：42-43.

[15]侯天将，由凤鸣，郑川，等.从阳虚火郁论治恶性肿瘤[J].吉林中医药，2017，37（11）：1092-1095

[16]董方.火针“火郁发之”法治疗急性期带状疱疹临床疗效研究[D].广州：广州中医药大学，2013.

[17]徐晓明，马小平.火针刺络放血治疗急性痛风性关节炎45 例[J].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2016，14（21）：93-95.

[18]林诗雨，李晶晶，裴文娅，等.岭南火针源流与应用述略[J].针灸临床杂志，2017，33（9）：69-71.

[19]李岩，徐家淳，程素利，等.国医大师贺普仁教授对火针疗法的突破与创新[J].中华针灸电子杂志，2016，5（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