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icle Info

肝癌发病病因不明，目前认为可能和肝炎病毒感染、黄曲霉素以及其他化学致癌物质有关，以腹痛、腹部肿块以及黄疸等为主要临床表现，该病一经发现应立即予以治疗，否则对预期寿命影响较大[1-2]。肝动脉化疗栓塞术（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是目前治疗该疾病的主要手段，但在TACE 治疗过程中化疗药物的运用亦可杀死机体正常免疫细胞，使得患者免疫力进一步下降，并且TACE 对生长因子调控效果不明显，可以促进肿瘤细胞的增殖，病情易反复，进而影响临床疗效，降低患者生存期限[3]。射频消融（radiofrequent ablation，RFA）是在超声引导下，通过射频电能量使病灶局部产生高热，最终达到凝固坏死和灭活病灶的目的，联合TACE 对于该疾病的治疗可能有效。基于此，本研究观察TACE 联合RFA 治疗肝癌患者的效果及对血清T 淋巴细胞亚群及转化生长因子β1 水平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7年12月至2020年7月期间厦门市中医院肝外科收治的61 例肝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30 例）与观察组（31例）。对照组中，男19 例，女11 例；年龄37～55 岁，平均（45.79±8.34）岁；肝功能分级：A 级25 例，B 级5 例；病灶数目：≤3 个21 例，＞3 个9 例；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阳性25 例，阴性5 例。观察组中，男18例，女13 例；年龄37～56 岁，平均（46.01±8.79）岁；肝功能分级：A 级25 例，B 级6 例；病灶数目：≤3 个20 例，＞3个11 例；HBsAg 阳性26 例，阴性5 例。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纳入标准：①符合肝癌诊断标准[4]且经病理诊断确诊；②均为首次行TACE 和RFA 治疗；③符合TACE 和RFA 治疗适应证。排除标准：①合并免疫系统疾病且近三个月内免疫抑制剂服用史者；②病灶已发生远处转移；③伴有心脑肾等器官器质性病变者。所有患者及其家属均知情同意；本研究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1.2 方法

两组均由同一组医生进行治疗，返回病房后予以常规干预，密切监测生命体征。

对照组予以TACE 治疗。常规消毒后，选用股动脉进行穿刺，并且确定病灶具体位置。首先注入40～85 mg顺铂（齐鲁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37021362；规格：10 mg；生产批号：601191102）+35～55 mg 表阿霉素（奥地利依比威药物；国药准字H20070131；规格：10 mg/瓶；生产批号：AF6031），其次注入栓塞剂5～20 ml碘化油（Laboratorie Guerbet；国药准字H20050307；规格：10 ml；生产批号：LU607A）+20 mg 吡柔比星（瀚晖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20045983；规格：10 mg，生产批号：AF7866）混合物，最后用明胶海绵阻塞病灶近端的血管且术后予以常规抗炎保肝等治疗。

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予以RFA 治疗。于TACE治疗后1 周在超声引导下予以RFA（美国ANGO 公司；型号：RITA 1500X）治疗，将RFA 针穿刺至病灶内，待其到达具体病灶处，伞状打开电极针并进行锁定后，调节仪器相关指数，并将电极针温度维持在100℃左右，继而进行消融且持续时间应大于10 min。

两组患者均观察至出院，并随访4 个月。

1.3 观察指标和评价标准

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免疫功能及生长因子水平。

①临床疗效[5]。完全缓解：肿瘤病灶完全消失，且消失时间大于4 个月，甲胎蛋白（alpha fetoprotein，AFP）恢复正常值；部分缓解：病灶减少30%以上，且消失时间大于4 个月，AFP 有明显的下降；疾病稳定：病灶减少小于30%，或者增大不超过5 mm；疾病进展：病灶增大超过20%且数值大于5 mm，并且出现新病灶。总有效率=（完全缓解+部分缓解）例数/总例数×100%。②免疫功能。治疗前后抽取空腹静脉血5 ml，采用流式细胞仪检测患者成熟T 淋巴细胞（CD3+）诱导性T 细胞/辅助性T 细胞（CD4+）、抑制性T 细胞/细胞毒性T 细胞（CD8+），并计算CD4+/CD8+。③生长因子水平。治疗前后抽取空腹静脉血5 ml，运用酶联免疫法检测转化生长因子β1（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1，TGF-β1）水平、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2.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

±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t 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 检验，以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的比较

治疗后观察组总有效率（61.29%）高于对照组（36.6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1）。

表1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的比较[n（%）]

pagenumber_ebook=137,pagenumber_book=131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免疫水平的比较

治疗前两组免疫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CD4+、CD4+/CD8+水平高于治疗前，CD8+水平低于治疗前，且治疗后观察组CD3+、CD4+、CD4+/CD8+高于对照组，CD8+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2）。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免疫水平的比较（%，

±s）

pagenumber_ebook=138,pagenumber_book=132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aP＜0.05

2.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生长因子水平的比较

治疗前两组生长因子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的TGF-β1、VEGF 水平低于治疗前，且治疗后观察组TGF-β1、VEGF 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3）。

表3 两组患者生长因子水平对比（

±s）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aP＜0.05

3 讨论

TACE 是肝癌非手术患者首选的非手术局部治疗方法，对延长患者预期生存时间有重大作用。虽然该方法可以纠正免疫功能低下，但是用化疗药物进行治疗时，不管以何种途径给药，药物均会随着血液循环遍布全身，杀死包括免疫细胞在内的其他人体正常细胞，而生长因子在肿瘤的生长、发展过程以及免疫功能调节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化疗药物使用剂量过大会加重肝功能损害，对后期生存时间产生不良影响[6-7]。因此探寻一种更为有效的治疗方法对患者意义重大。

RFA 是在超声指导下将射频针刺入病灶内，再将射频波导入体内，带电粒子随着射频波的移动进行往返运动，粒子移动过程中产生的热量使得射频针周围的温度升高，最终温度可达到120℃，（肿瘤细胞温度超过42℃时就会发生变性），当温度逐步升高时肿瘤细胞就会完全热凝固坏死，进而达到治疗作用。肝癌RFA 还可以对射频针周围的肝癌实行精准消融很少损伤正常肝脏以及周围组织[8-9]。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王京艳等[10]的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总有效率为78.33%，高于对照组的51.67%（P＜0.05），与本研究结果一致，提示TACE 联合RFA可提高临床疗效。可能的原因是首先TACE 治疗后可以降低病灶部位的血液供给，肿瘤细胞因缺少血供而发生缺氧性坏死，联合RFA 可以降低血液流动过程中对热能的损失，使消融的效果增强；其次经TACE治疗后，此时病灶处的各个血管均处于缺氧状态，此状态可增加RFA 对温度的敏感性，提高治疗效果；最后TACE 治疗时所使用的碘化油可以扩大手术视野，在进行RFA 时术者视野更加清晰，进而促使消融针可以更加精准地到达病灶处，同时化疗药物对温度有较高的敏感性，加强药物效果，两者联合使用可以起协同作用[10-11]。

机体抗肿瘤的有效方式是细胞免疫，T 淋巴细胞在免疫反应中起介导作用。CD8+可以抑制T 细胞的活化和细胞的免疫作用，若该细胞功能降低则会导致免疫系统疾病；CD4+在变应性炎症疾病中可起核心作用，当CD4+上升时，机体的免疫应答能力增强，导致免疫系统疾病的发生。CD3+是成熟的T 细胞，参与T 细胞的信号转导[12]。本研究中观察组CD3+、CD4+、CD4+/CD8+高于对照组，CD8+低于对照组（P＜0.05），提示TACE 联合RFA 可改善患者免疫功能。可能的原因是两者联合治疗一方面运用化疗药物杀死肿瘤细胞，另一方面运用RFA 加速病灶凝固，加速死亡速度，清除各类免疫抑制因子，进而改善机体的免疫应答能力，同时RFA 所带来的热休克蛋白可以对TACE 杀死正常免疫细胞进行弥补。这与黄彦华等[13]在TACE 联合RFA 对肝癌患者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的结果一致。

TGF-β1 是一种细胞生长负调控因子，对肿瘤的生成以及转移起重要作用，当肿瘤处于早期时，该物质可促进肿瘤细胞凋亡，而当肿瘤处于中晚期时，该物质对肿瘤细胞的生长有促进作用。VEGF 是具有特异性的肝素生长因子，可促进血管内皮细胞生殖，导致肿瘤新生血管大量生成，该物质的增加代表肿瘤细胞的增殖、转移[14-15]。本研究中观察组TGF-β1、VEGF低于对照组（P＜0.05），提示TACE 联合RFA 可以调节患者生长因子水平。可能的原因是两者联合可以增强改善患者免疫功能，调节各类生长因子，进而减弱其对巨噬细胞以及T 细胞的抑制，发挥吞噬作用以及免疫调节作用，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综上所述，TACE 联合RFA 可通过改善患者免疫功能，调节生长因子水平，进而提高临床疗效。

[参考文献]

[1]商福超，王孟龙.小肝癌根治性治疗的现状及进展[J].肝癌电子杂志，2020，7（4）：9-12.

[2]乔敏，赵一鉴，张建巧，等.TACE 联合射频消融治疗原发性肝癌患者疗效研究[J].实用肝脏病杂志，2021，24（1）：119-122

[3]朱惠刚，陈清亮.单纯肝动脉化疗栓塞与联合射频消融术治疗中晚期肝癌的疗效观察[J].临床研究，2021，29（1）：71-72.

[4]吴孟超，汤钊猷，刘彤华，等.原发性肝癌规范化病理诊断指南（2015年版）[J].临床肝胆病杂志，2015，31（6）：833-839.

[5]高飞，庞志刚，韩斌，等.肝动脉化疗栓塞联合射频消融术治疗大肝癌的疗效及生存分析[J].介入放射学杂志，2016，25（4）：316-319.

[6]李柱，廖信芳，吕海钠.超声引导下射频消融术治疗肝癌术后局部复发因素分析[J].广州医药，2020，51（6）：79-82+89.

[7]卢静.CT 导引下射频消融联合肝动脉化疗栓塞综合治疗肝癌的效果观察[J].实用医学影像杂志，2020，21（5）：535-537.

[8]屈振杰，崔琴.分析联合应用肝动脉介入栓塞化疗（TACE）和射频消融（RFA）治疗原发性肝癌的临床疗效[J].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电子杂志，2020，8（36）：72，80.

[9]刘娜娜，钱贤峰.肝动脉化疗栓塞联合射频消融术治疗原发性肝癌效果分析[J].医学理论与实践，2020，33（24）：4104-4106.

[10]王京艳，刘妍，周霖，等.经导管肝动脉化疗栓塞联合经皮射频消融治疗早、中期肝细胞癌的疗效及预后影响因素[J].中国肝脏病杂志（电子版），2020，12（4）：1-10.

[11]苗凤华，陈晓，石磊，等.CD44 基因多态性对原发性肝癌细胞局部T 细胞亚群浸润的影响[J].中国现代医学杂志，2018，28（17）：69-72.

[12]余辉，席玮，陈世晞，等.肝动脉化疗栓塞序贯射频消融对原发性肝癌患者的细胞免疫功能影响[J].南京医科大学学报，2017，37（12）：1591-1604.

[13]黄彦华，徐锋，钟丽云.肝动脉化疗栓塞联合射频消融对肝癌患者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J].中华全科医学，2019，17（9）：1521-1614.

[14]卢静，李金锋，刘凤永等.ADC 对TACE 即时联合射频消融治疗的孤立性大肝癌预后的预测价值[J].中华肝胆外科杂志，2020，26（11）：816-820.

[15]杨林，蔡妙国，戴宵红，等.胸腺肽α1 对原发性肝癌肝动脉化疗栓塞治疗患者感染的防控效果研究[J].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2018，28（5）：711-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