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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电导靶向给药技术是近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兴起的新的药物治疗技术，被称为“无创靶向给药”。这种给药方法相较于传统的静脉和口服给药，具有给药浓度高、持续时间长、精确性高、胃肠道反应小和肝肾损害小等优点，被医学界称为第三代给药方法[1]。肘关节“恐怖三联征”是指尺骨冠状突骨折，桡骨小头骨折和肘关节后脱位，损伤机制多为肘关节处于伸直位（屈曲30°至过伸15°）而遭受纵轴方向的高能量压缩剪切力造成[2-4]。多数患者需通过手术治疗，手术目的是重建肘关节稳定性，并获得早期功能锻炼的条件，以防止肘关节屈曲畸形，但是术后患者常常由于伤口疼痛、肿胀，影响到肘关节功能活动[5-8]。与传统疗法不同，超声电导靶向给药技术需要使用超声电导仪、超声电导凝胶贴片，可避免石膏悬吊所致患肢固定，提高镇痛疗效，但相关报道较少。基于此，本研究选取我院收治的30例肘关节“恐怖三联征”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旨在探讨超声电导局部透药在肘关节“恐怖三联征”术后康复中的应用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6年8月～2018年1月萍乡市第二人民医院收治的30例肘关节“恐怖三联征”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21例，女9例。纳入标准：①单纯肘关节“恐怖三联征”，手术由同一名医生主刀，手术时间＜3 h；②患者及其家属均知情同意。排除标准：①病理性骨折，伴有其他基础疾病（糖尿病，系统性红斑狼疮，肾病等）者；②年龄＞65岁者。

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实验组（15例）和对照组（15例）。实验组中，男11例，女4例；年龄23～59岁，平均（41.2±5.7）岁。对照组中，男10例，女5例；年龄26～63岁，平均（39.8±6.1）岁。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已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疗法，主要为石膏悬吊法，以加速患肢消肿，并指导患者口服止痛药物，同时开展适度的功能锻炼。

实验组患者采用超声电导局部透药治疗，所用仪器为UCM-I001/002型超声电导仪（山西四海华辰科技有限公司），给予患者利多卡因（山东方明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批号：20160125）和镇痛药物，实施经皮局部透药，每次治疗30min，而后保留药片30min，每天治疗2次，每10天为1个疗程。

1.3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记录两组患者术后第2、5、7、10天的疼痛、肘关节肿胀程度以及关节活动度。

①采用视觉模拟量表（VAS）评价患者的疼痛情况，满分10分，分数越高提示患者的疼痛越明显。②肘关节肿胀程度的测量方法：使用软尺在肘关节同一位置测量。③关节活动度：肘关节伸直时的角度-肘关节屈曲时的角度。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3.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术后不同时间疼痛情况的比较

两组患者术后第2天的VAS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患者术后第5、7、10天的VAS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1）。

2.2 两组患者术后不同时间肘关节肿胀程度的比较

两组患者术后第2天的肘关节肿胀程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患者术后第5、7、10天的肘关节肿胀程度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2）。

表1 两组患者术后不同时间疼痛情况的比较（分，

±s）

表2 两组患者术后不同时间肘关节肿胀程度的比较（cm，

±s）

2.3 两组患者术后不同时间关节活动度的比较

两组患者术后第2天的关节活动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术后第5、7、10天时关节活动度大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3）。

表3 两组患者术后不同时间关节活动度的比较（°，

±s）

3 讨论

肘关节“恐怖三联征”指肘关节后脱位同时伴有桡骨头骨折及尺骨冠状突骨折，1996年由Hotchkiss首先命名[9]，通常有关节僵硬、关节炎、肘关节不稳定等并发症，在临床上的疗效较差。然而术后关节僵硬，常常由于患者不能及时进行肘关节功能锻炼造成，如何减轻患者的术后疼痛，及时地进行关节功能锻炼显得尤为重要，术后患肢肿胀，伤口疼痛等问题，给患者本身带来巨大痛苦，并且增加术后功能锻炼的难度。术后疼痛既可引起患者的精神、情绪反应，神经内分泌及代谢异常等而加重病情，也存在潜在的危害性，增加创伤患者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10-13]。由于患者体内炎性物质增加，不仅会加重局部病灶缺血、缺氧的严重程度，还会增加进一步水肿的风险，有可能会引起酶系统代谢紊乱和激素水平的异常改变，这将延缓蛋白质的合成进程，加速其分解速度，更将不利于伤口的愈合[14-16]。

骨折发生后，患肢会出现明显的肿胀，有可能伴有不同程度的软组织挫裂伤，而炎症反应会加重患肢局部的肿胀程度，增加疼痛感，长时间处于肿胀状态，会影响到局部血供，造成皮缘坏死，并增加局部伤口的感染风险，同时会延长患者的恢复期，有可能直接危及患者的愈合状况。目前临床上通常采用阿片类及选择性COX-2抑制剂（如塞来昔布）进行术后镇痛，阿片类药物常常出现恶心、呕吐、嗜睡、肠蠕动减慢等药物不良反应，长期使用可能造成药物成瘾，选择性COX-2抑制剂，有研究发现其可产生比较严重的心脑血管事件[17-18]。临床上常用的消肿药物如甘露醇、氢氯噻嗪片，对水电解质和肾功能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对老年人，容易导致电解质紊乱，从而增加了术后并发症。超声电导经皮给药的出现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超声电导透皮给药治疗是一种新型疗法，不同于传统方案，其给药方法较为特殊，可将药物直接经皮肤的生物孔道置入患肢局部，不会产生血脑屏障问题，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如果给予患者静脉给药，会造成机体血药浓度的改变，极易发生各种药物的不良反应，而影响到患者的预后。而超声电导透皮给药可让机体处于一种血药浓度在低水平状态，这将大幅减少药物所致的胃肠道反应，提高用药安全性。同时，超声电导透皮给药是一种定位给药的方法，可在患者骨折的局部实现药物高浓度，不仅会实现持久作用，还可大幅提高药物的利用效率，适用范围非常广；超声电导透皮给药还可以实现多种药物的联合透药。最后，使用止痛型凝胶贴片药物，可以直接作用于病变局部，最大程度地提高药物利用率[19-20]。

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患者术后第2天的VAS评分、肘关节肿胀程度及关节活动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患者术后第5、7、10天的VAS评分、肘关节肿胀程度均低于对照组，关节活动度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超声电导相较于传统的治疗方法更加有效，无论是术后疼痛，肢体肿胀，都有较大优势，患者由于疼痛肿胀减轻，关节活动度相应得到改善，所有超声治疗的患者均未出现恶心、呕吐、厌食、头晕、乏力等并发症，提示这是一种相对安全的治疗方式，对术后肘关节“恐怖三联征”患者的康复具有明显优势。

本研究仍有很多局限性，由于肘关节“恐怖三联征”是一种较为少见的创伤，临床上的病例数量较少，没有办法对患者进行更为严格的分组，下一步的研究应该增加样本量，减少混杂因素，进行更为精细的分组。

综上所述，超声电导局部透药在肘关节“恐怖三联征”术后康复中的应用效果较好，值得进行更加深入地研究。

[参考文献]

[1]阿力，周桂花.超声电导靶向无创给药技术在骨科的临床应用[J].兵团医学，2011，27（1）：6-7.

[2]Jones ADR，Jordan RW.Complex Elbow Dislocations and the"Terrible Triad"injury[J].Open Orthop J，2017，11（S8）：1394-1404.

[3]Chemama B，Bonnevialley N，Peter O.Terrible triad injury of the elbow：how to improve outcomes?[J].Orthop Traumatol Surg Res，2010，96（2）：147-154.

[4]Lill H，Korner J，Rose T，etal.Fracture-dislocation of the elbow jiont：strategy for treatment and results[J].Arch Orthop Trauma Surg，2001，121（1-2）：31-37.

[5]朱毓，吴美华.非甾体类抗炎药与心血管疾病的研究进展[J].中国临床药理学与治疗学，2008，13（3）：350-353.

[6]Keyhani K，Héctor RG，Parsons A，et al.Intracellular drug delivery using low-frequency ultrasound：quantification of molecular uptake and cell viability[J].Pharm Res，2001，18（11）：1514-1520.

[7]李飞，谢理哲，李德玉，等.超声造影剂微泡动力学模型的对比研究[J].中国医学影像技术，2007，23（2）：295-298.

[8]Beaudin AE，Brugniaux JV，Matthias V，et al.Cerebral and myocardial blood flow responses to hypercapnia and hypoxia in humans[J].Am JPhysiol HeartCirc Physiol，2011，301（4）：H1678-H1686.

[9]Kannel WB，Cupples A.Epidemiology and risk profile of cardiac failure[J].Cardiovasc Drugs Ther，1988，2（1）：387-395.

[10]Casey DP，Madery BD，Curry TB，et al.Nitric oxide contributes to the augmented vasodilatation during hypoxic exercise[J].JPhysiol，2010，588（2）：373-385.

[11]Casey DP，Madery BD，Pike TL，et al.Adenosine receptor antagonist and augmented vasodilation during hypoxic exercise[J].JAppl Physiol，2009，107（4）：1128-1137.

[12]Casey DP，Shepherd JR，Joyner MJ.Sex and vasodilator responses tohypoxiaatrest and duringexercise[J].JApplPhysiol，2014，116（7）：927-936.

[13]Casey DP，Walker BG，Curry TB，et al.Ageing reduces the compensatory vasodilatation during hypoxic exercise：the role of nitric oxide[J].JPhysiol，2011，589（6）：1477-1488.

[14]Crecelius AR，Kirby BS，Richards JC，et al.Mechanisms of ATP-mediated vasodilation in humans：modest role for nitric oxide and vasodilating prostaglandins[J].Am JPhysiol Heart Circ Physiol，2011，301（4）：1302-1310.

[15]CreceliusAR，Kirby BS，VoylesWF，etal.Augmented skeletal muscle hyperaemia during hypoxic exercise in humans is blunted by combined inhibition of nitric oxide and vasodilating prostaglandins[J].JPhysiol，2011，589（14）：3671-3683.

[16]Dinenno FA.Skeletal muscle vasodilation during systemic hypoxia in humans[J].JAppl Physiol，2016，120（2）：216-225.

[17]Ellsworth ML，Ellis CG，Goldman D，etal.Erythrocytes：Oxygen sensors and modulators of vascular tone[J].Physiology，2009，24（2）：107-116.

[18]Houssiere A，Najem B，Pathak A，et al.Chemoreflex and metaboreflex responses to static hypoxic exercise in aging humans[J].Med Sci Sports Exerc，2006，38（2）：305-312.

[19]Kirby BS，Crecelius AR，VoylesWF，et al.Impaired skeletalmuscle blood flow control with advancing age in humans：attenuated ATP release and local vasodilation during erythrocyte deoxygenation[J].Circ Res，2012，111（2）：220-230.

[20]Marshall，Janice M.Interactions between local dilator and sympathetic vasoconstrictor influences in skeletal muscle in acuteand chronic hypoxia[J].Exp Physiol，2015，100（12）：1400-1411.